前段时间，收割青绿小麦做饲料的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虽经多方消息来源证实，此次收割青小麦是部分地区养殖业在特殊形势下寻找替代性饲料的应急举措，不会形成规模，农业农村部门也及时行动制止毁麦割麦行为，但此次事件再次将粮食安全、种植户收益低等问题暴露在公众的视野。
人畜争粮的背后，我们应该看到什么？本文认为重点是要关注粮食安全的国家战略底线和种植户收益低的结构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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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有关“收割青麦做青贮饲料”的视频在网络上集中出现，引发热议。视频中，大片青绿的小麦被整株收割，并标注出每亩1500元的高额收购价。有网友认为小麦被做成饲料是浪费、会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有人则站在农民的角度，认为农民选择较高收益的经营方式无可厚非。青贮小麦挑动大众神经的事件背后，我们到底应该关注什么？不妨跟着小编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该事件做进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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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青贮小麦是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青贮，以及青贮饲料的用途。
青贮是饲料生产的一种手段，将青绿作物或副产物经过密封、发酵后形成粗饲料，用于牛羊等反刍动物的喂养。【注：在养殖业中，饲料分粗饲料、精饲料和青饲料三种，粗饲料纤维含量较高，对于保证牛羊瘤胃健康，刺激泌乳有重要作用，在没有条件提供青饲料即新鲜牧草的圈养环境下，粗饲料和精饲料会按照一定配比投放】因青贮饲料相比于新鲜青草饲料更耐储存，相比于干饲料营养价值更高，而被广泛投入使用。
《中国草业统计(2019)》显示，我国人工种植的商品饲草集中在6个草种，即紫花苜蓿、青贮玉米、燕麦、羊草、多花黑麦草和狼尾草，生产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部商品饲草生产的91.8%和93.5%。其中，青贮玉米是我国南北方均能种植的饲草作物，而小麦作为长江以北居民的主食作物之一，一般不被作为主要饲料。
对于养殖户来说，使用玉米全株做青贮饲料营养价值较高，更具性价比，是粗饲料的首选，同时辅以其他饲草青贮饲料。在玉米因气候、灾害等原因减产而导致供不应求或市场价格走高时，青贮小麦会被作为青贮玉米的替代和补充。
一般来说，用作青贮饲料的作物品种不同于口粮作物品种，农户会在头一年先与养殖企业签订好供需合同，确保好销路后再确定种植计划。相对于口粮用地，青贮作物种植对于土地要求低，滩地可种，但由于青贮作物含水分多，导致运输成本高而不适合长距离运输。养殖业为节约成本通常选择自种作物以满足养殖需求，当自种产量无法覆盖养殖规模时会转向市场收购。
但青贮小麦只能是青贮玉米不足时的替代方案。从目前收集到的信息看，无论是从生物量还是成本来算，用全株小麦做青贮饲料相比于玉米并不划算。根据中国三农发布记者对相关从业者的访谈得知，每亩玉米的生物量一般是3吨多，而每亩小麦的生物量一般是1-2吨，养殖企业收购一亩玉米的价格一般在1200元到1300元，1500元一亩的饲料成本太高了[1]。
总的来说，青贮饲料的出现是为了应对国内养殖业对于优质饲料的需求，降低对进口饲料的依赖，保证肉蛋奶的供应。而青贮小麦则是作为青贮玉米和饲草供应不足时的一种补充，并非主要的饲草作物。
02
背后究竟为何？
今年初以来我国玉米价格持续走高，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国际上，俄乌冲突导致乌克兰玉米生产和出口受限，而乌克兰是我国玉米进口的主要来源国之一，叠加疫情影响，我国玉米进口受限。而2022年原油和煤炭价格维持高位，影响农药、化肥等农资产品价格上涨，抬高玉米种植成本，导致玉米价格上涨。
另一方面，虽然我国玉米产量逐年增长，自给率却呈下降趋势，2010年我国从玉米出口国变为玉米进口国，2020年我国玉米自给率为96%，进口玉米数量为1130万吨，2021年我国玉米自给率为91%，进口玉米数量为2835万吨[2]。而且国内玉米主产区山东、河北、河南等部分地区在2021年遭遇秋涝，导致玉米歉收，加之疫情影响下运输受阻等多重因素，国内玉米饲料供给不足。养殖业不得不转而寻找其他粗饲料替代方案，以满足饲料缺口。
在某些地区，青贮玉米每亩收购价甚至高达2600元（按亩产3.5吨，每吨750元的价格）[3][4]，若按照此价格，如果青贮小麦只需1500元每亩的价格，对于养殖企业和农户来说算是划算和双赢的选择。但并非各地都是如此，在头年玉米收储质量高的地区（1200-1500元/亩），小麦相比玉米收做青贮并无价格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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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民而言，小麦做饲是一笔划算账。一般以卖粮农户种植密度青贮小麦可以达到每亩6000斤左右【注：此处亩产不是小麦亩产，是作为青贮饲料的产量】，收入大概是1200元。如果直接以青贮为目的加大小麦种植密度，甚至能够达到每亩8000-10000斤的青贮饲料转化量，这样就有每亩1600-2000元的毛收入。如果小麦按照粮食出售，亩产均产大概在1050斤左右，小麦售价1.04左右，扣除每亩800收割费用，晾晒一天的务工费用120，最后一亩地卖粮收入只892元。相比较而言，直接收割出售用作青贮饲料的青绿小麦更省心，收入更高，而且可以提前种植玉米[5]。
从收益率上看，《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研究报告2021》报告显示，中国农作物收益普遍较低。调查数据显示，在不考虑作物补贴以及自家劳动力和土地机会成本情况下，小麦、玉米和大豆亩均收益分别为517.8元、437.0元和105.9元。按照农村劳动力市场价格计算，将自家劳动力投入也考虑在内，上述农作物的亩均收益均为负值。粮食类的低收入，使农民遇到青贮小麦收购商，在利润面前，会倾向于选择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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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三百四十条规定：土地经营权人有权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占有农村土地，自主开展农业生产经营并取得收益。小麦种植户在青绿小麦价高时抓住了收割出售的机会，合法合理。
此次事件更可能是部分地区养殖业在特殊形势下对青绿株口粮小麦的应急性收购行为，发生大规模收购青贮小麦的可能性不大。随着农业农村部门的介入、新一季玉米的上市和玉米价格回落，或者出现其他性价比更高的粗饲料，都会取代小麦成为养殖业的优先选择。但青贮小麦引发热议事件再次将粮食安全和种植业效益低的问题推向前台，这也是关乎我国农业发展大计的根本性问题。
03
青贮小麦引发热议背后的真问题
如前文所述。小麦饲用早已有之，但为何今年格外引发舆论关注和声讨？
在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灾害频发、疫情冲击、国际地缘政治紧张、农资成本上升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当前全球粮食问题严峻。尤其是俄乌冲突之后，作为主要粮食出口国的乌克兰的粮食和农资产品出口受到限制，推动全球性粮食价格上涨，多个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面临粮食危机。在这个背景下，粮食安全问题格外牵动人心，再加上我国历来有“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的思想，因此收割青绿小麦的视频触动了人们的敏感神经，“人都没粮食吃，还拿去喂牲口”等类似的质疑不断，其背后体现出的是民众对粮食安全的莫大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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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下我国的口粮供给如何呢？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秦玉云介绍称，去年中国粮食库存处于历史高位，特别是小麦和稻谷两大口粮品种占总库存比例超过70%。小麦库存持续增加，可满足一年半消费需求。2021年，稻谷、小麦两大口粮的产量是6996亿斤，人均占有量248公斤，大于同年口粮消费量200公斤，三大主粮（即粮用作物）水稻、小麦和玉米以及基本肉类的自给率均超过95%，守住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将“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我国口粮供应虽有保障，饲料粮供应却并未跟上国内不断扩张的养殖业需求。植物油、蛋白饲料原料进口量逐年上升，自给率较低，短板最为突出，其中大豆自给率已不足15%[6]，饲用玉米也存在较大产需缺口。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程国强指出，最近三十年，中国人均小麦消费量下降18%，大米下降11.86%，植物油和肉类则都在增长。其中，植物油消费增长405.8%，人均植物油消费量达到26公斤，已达到东亚饮食上限，开始进入稳态。而肉类还有增长空间，中国人均消费的牛羊猪禽等主要肉类为47公斤（全口径已经达到62公斤），三十年年均增长2.94%[7]。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肉蛋奶需求，降低畜牧业养殖成本，解决饲草料供需严重依赖进口的问题，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粮改饲”，重点是调整玉米种植结构，发展适应于牛羊等草食畜牧业所需的青贮玉米，以促进粮食、经济作物和饲草料三元种植结构协调发展，满足口粮需求之外的肉蛋奶的需求。2021年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制定了《饲料中玉米豆粕减量替代工作方案》，以减轻玉米和大豆的外部依赖性。在不同阶段，国家都相应做出应对措施。
21世纪近二十年，因小麦和玉米比价关系发生变化，曾两次出现规模化小麦饲用历史高点。2011/2012年度，国内小麦饲用量创下2890万吨的历史高点，在国内小麦消费总量中的占比则首次突破20%，达到21.3%。2020/2021年度小麦饲用量再次创历史新高，达3800万吨。而21世纪初期（2000-2006），小麦饲用长期低于10%，年度饲用消费量不超1000万吨。在国际玉米生产扩大，玉米价格下跌的阶段（2013-2016），小麦饲用替代则会降温[8]。
根据不同计算口径，如果只计算口粮产量我国能满足自给自足，而纳入油料和饲用粮消费后，我国整体食物自给率已由2000年的93.6%降至2020年的65.8%，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预计到2025年至2030年，中国将达到粮食需求峰值，若要满足口粮和肉蛋奶植物油等食物的消费需求，大致需要42亿亩至43亿亩的种植面积，必须利用国外的13至15亿亩土地资源，到那时中国食物自给率将从目前的65.8%，下降至59%，农业资源自给率将从目前的64.3%，下降至57.4%（不考虑科技进步）[7]。
由此可见我国粮食安全问题依然紧迫，守住耕地，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中之重。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金文成指出：两次国土调查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9年十年间，中国耕地面积减少了1.13亿亩，总量已经跌破了20亿亩。现在必须牢牢守住耕地18亿亩的红线，在耕地保护上采取“长牙齿”措施，尤其要对耕地用途进行管控，过去是对耕地的非农化进行管控，今后对耕地的农用化也要管控。耕地主要用于粮、棉、油菜、饲料等种植，基本农田主要用于种粮，高标准农田全部都要用于种粮[7]。
其次，我国种植业低收益的困境有待改善。此次事件中，农户种植收益低成为支持出售青麦的一个主要观点，不乏有网友现身说法种地是如何辛苦，如何收益低，农户选择提前收割青麦的行为无可厚非。我国法律规定了承包地农民有自主经营权，农民选择收益高的出售方式是市场行为，农业农村部门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站位出发干预出售青小麦，通过“堵”的方式维护粮食安全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保障好我国的粮食安全，同时使种粮农户取得相应的收益，除了需要牢牢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并进一步加强对种地农户的补贴，也要探索更为普惠高效的生产方式。
我国上世纪50年代开始探索的集体化道路，对于解决今天的农业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展集体农业，同时通过兴办集体企业为农村人口创造就业岗位，提升非农收益，让集体收益服务于地方人民。通过村集体带动发展集体经济，可以有效提高农村居民的收益，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民的生活也会越来越有盼头【注：更多集体经济的文章，请看文末的“往期推荐”，也可登录人民食物主权网站查看，网址见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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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结
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人们对肉蛋奶等农副产品需求增加，饲料粮需求随之增加，这就要求生产更多的谷物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饲料需求。在国际上玉米作为饲用被大面积种植，玉米供给不足或价格高企的时段，小麦会作为替代性饲料作为补充，但当人们熟识的口粮作物还未成熟便被收割做饲，“人畜争粮”的焦点在特殊背景下引起舆论哗然。
平衡好国家粮食安全、农户种植收益、居民膳食营养均衡的关系，既需要牢牢守住耕地红线，杜绝各类主体以“建设”的名义侵占农用土地，防止土地“非粮化”；也要通过财政补贴或改进生产方式等维护好种植农户的收益。维护粮食安全不只是种植户的责任，也是政府、全社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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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疫情、秋汛、农资价格上涨等不利因素影响，今年对粮食稳产增产的任务应格外重视。把14多亿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让百姓不仅“吃得饱”，也要“吃得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任重道远。
